周叔迦居士（1899—1970），是中国近现代著名佛教学者，佛教教育家，佛教事业家。民国时期周叔迦曾任北平华北居士林理事长、中国佛教学院院长。解放后他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佛学院教务长、副院长等职务，为北京乃至全国佛教事业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他致力于佛教教育与普及，前后两次创办佛教高等学府，任教时间近二十年，培养了大批佛教人才。他撰写了大量佛教普及读物，用通俗的语言向大众介绍佛教知识，被誉为近代佛学大师中“独一无二的佛教科普大家”。[白化文：《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文史知识》，2007年第11期，第118页。]他创办佛教图书馆、佛画研究会，推广佛教文化艺术。周叔迦是近现代北京佛教的代表性人物，回顾总结他的生平事迹和佛教思想，对研究北京佛教史，对总结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出身世家
　　周叔迦，原名明夔，字志和，1926年研究佛法后，改名叔迦，笔名演济、云音、水月光、杌人、沧衍等，室名最上云音，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出身于阀阅世家。祖父周馥（1837—1921），字玉山，别号兰溪，谥悫慎。周馥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周馥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自他之后，周氏家族一直人才辈出。
　　父周学熙（1866—1947），周馥第四子。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金融家，北方现代工业基础和现代财经体系的奠基者。他先后创办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局、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华北大型实业公司。周学熙主张把整理财政与发展经济，国富与民富同时并举。他“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别，同时将盐务直属于中央；然后整理田赋，公平丈量。他的这些举措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开启了中国税收体制的新时代。”[许敬：《金融是本故事书》，厦门：鹭江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次，第10页。]晚年的周学熙归隐林泉，专心慈善和教育。1925年周学熙游普陀山，参拜印光、谛闲两法师，受两位高僧启发，对佛法深有领悟。此后他归依佛教，精研佛学典籍，每日诵经持咒，直至1947年病殁于北京寓所。
　　二、工科肄业
　　周叔迦，周学熙三子，幼时上家塾，后入天津德华中学堂（今海河中学前身）。1915年周叔迦从德华中学堂毕业，入上海同济大学工科机电系学习。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8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周叔迦学习德国先进机械技术的愿望已无从实现，遂离开学校。从同济大学肄业后，周叔迦在启新水泥厂各处实习。1920年周学熙创办普育铁工厂，任周叔迦为技师。普育铁工厂经营三年，无法维持，清理倒闭。周叔迦遂赴汉口六河沟煤矿任办事处副理，一年后辞职。1926年周叔迦在汉口经商失败。周学熙派二子明焯赴汉口善后，命叔迦移家青岛，“闭门读书，以变化气质。”[据周明泰手书周学熙《自叙年谱》记载，周叔迦移居青岛的时间是1927年。然，在北京档案馆发现的建国初期档案中有周叔迦手书《自传》，文中自述“1926年转赴青岛”。本文取《周叔迦自传》所述1926年。]
　　三、青岛研究佛学
　　1926至1929年，周叔迦在青岛闭门研究佛法。周叔迦在《读藏次第说》中总结这一时期的阅藏心得说：“丙寅之秋，余得屏却世缘，蛰居海隅，因发心阅藏，以期开智眼、了佛心，然法海浩瀚，茫然不知先后所宜，爰卜于佛前，得此次第，因循序渐近。今经律二藏读已将毕，论十才一二，然回思此次第，实有深意，因记于左，倘有根器与鄙人相等者，亦可得此方位焉。”[周叔迦：《佛学指南》，青岛，青岛佛学研究社，1929年，第15页。]1929年周叔迦发起青岛佛学研究社。[1934年，湛山精舍建成，作为专为居士学修之场所。研究社和佛经流通处迁至精舍，并改组为青岛佛学会，由王金钰任会长，周叔迦等人任副会长。（见倓虚法师所著《影尘回忆录》）]研究社附设佛经流通处、念佛会。这一时期，青岛信佛的人极少，也没有佛教团体，此研究社发近代青岛佛教之先声。同年，周叔迦奉父命赴北平，从此开始了北平弘法时期。
　　四、北平弘法
　　1929年周叔迦到北平后，先后在辅仁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任教职，教授“中国佛教史”“佛教文选”“因明学”“唯识学”“成实论”等课程。周叔迦在大学讲授佛法，既不担任专职，也不收取任何费用。白化文在《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中说：“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无论是在图书馆工作，还是在大学授课，均以‘布施’为宗旨。既不接受专任聘书，也不要讲课费，纯粹义务劳动。这样，既对学生进行了‘法施’，又对学校做了‘财施’，‘布施’的两面都有了……”[白华文：《普及佛法的大名家周叔迦先生》，《文史知识》，2007年第11期，第116—117页。]
　　周叔迦的“图书馆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藏西夏文文献做辨识和著录工作。1930年周叔迦在《辅仁学志》上发表《北平图书馆藏西夏佛经小记》，同年在《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上发布《馆藏西夏文经典目录》。这一目录为中外学者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周叔迦的另一项工作是协助陈垣对馆藏的敦煌遗书进行编目。周叔迦考出86部，后又考出“俟考诸经”中3部，再考全录差误52种。对于此项工作，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都是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中最困难而又是应该逐渐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叔迦先生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王重民：《后记》//商务印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549页。]
　　同一时期，周叔迦参加了多种佛教活动，当时北京佛教界就给先生取了个雅号，叫“散财童子”。1933年周叔迦主管北京刻经处，校刻有《名僧传钞》《性相津要》《信力入印经法门》等。1933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金代藏经。1935年周叔迦与叶恭绰等共同发起，将其中有关法相的典籍64种，选出来以“三时学会”[“三时学会”前身为成立于1921年的“法相研究会”，韩清净担任会长兼董事会主席，专门研究唯识学，至1947年会员达到万余人。1949年韩去世，改由饶凤璜任会长。1952年赵朴初居士担任会长后，推法尊法师任董事，正果法师为主任。1965年“三时学会”停办。先生来京后，加入此会。]的名义影印成书，名曰：《宋藏遗珍》（三册，共四十六种，二百五十五卷）。此部书为朱墨套印，印制极为精美。1936年北京菩提学会成立，周叔迦任常务理事，设立藏文班，培养藏文人才，从事传译藏文佛教典籍工作。
　　1938年秋周叔迦担任华北居士林理事长。[华北居士林原名北平毓春园居士林，由崔云斋、丁溆秋居士创办于1924年。1930年胡子笏居士受邀担任理事会主席，居士林改名为北平华北居士林。139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胡子笏退隐五台山，潜心修法。由周叔迦接任居士林理事长。]周叔迦以居士林为根据地，大力开展弘法活动。1939年居士林成立佛教研究部，周叔迦亲授《中论》《中国禅学史》。1941年周叔迦成立居士林图书馆，馆藏内、外典籍近两万册。图书馆对市民开放，提供借阅服务，此举开北平佛教图书馆之先河。同年周叔迦讲解《维摩诘经》《大乘起信论》，并约集有志于佛学者十余人，成立佛学研究会。研究会拟佛教史志六种，指定专人编纂。包括《佛教金石志》（杨殿珣）、《佛教艺文志》（苏晋仁）、《佛教寺塔志》（刘汝霖）、《佛教法轮志》（因无人担纲，并未作业）、《佛殿辑佚》（王森、韩镜清）、《二十四史佛教史资料汇辑》（黄诚一）。1941年先生创办佛画研究会，聘请黄宾虹、徐石雪、李志超、王世襄等名家授课。1943年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今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第二届佛画展览，除展出学员作品外，另有金、明、清代诸多古画，以及当代画家之画作一并陈列。开展这些佛教事业耗资颇巨，大部分是先生自掏腰包，拿自己的家底补贴进去的。[程恭让、苏晋仁：《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学周叔迦新生诞辰100周年——苏晋仁先生访谈录》//周叔迦：《清代佛教史料辑稿》，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712页。]
　　五、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学院的建立
　　1940年周叔迦从卖房所得10万元中取6万元，成立中国佛教学院，院址在北京德胜门外甘水桥瑞应寺。第二年又在德胜门弘善寺成立尼众分院。对于学院成立之宗旨，在给太虚大师的信中，周叔迦这样写到：“溯自华北沦陷以来，北平缁素鉴于民众之痛苦，深感世界之和平非先建设佛法不可，而此责任唯我国足以当之。但近来僧侣知识弘远者殊不多觐，难负昌闻圣教之任，故创办中国佛教学院……”[周叔迦：《致太虚老法师书》。《海潮音》，1945年第12期，第18页。]学院设董事会，周叔迦任院长，下设教务、训育、事务三科。为开展与现代教育模式相适应的佛学教育，该院招收预科、本科和研究生、及选读生和藏主专修科，前后共招生五期。学生以出家人为主，有应脱、性明、大力、应月、修明、满谦、性圆、德清等人，亦有少量在家人，如徐瑞庭、赵保阶等。预科本科毕业生约百余人，分赴各寺院，成为弘法利生之骨干。
　　民国时期的中国佛教学院自成立到终止，近十年时间。其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学术成果，在解放后由周叔迦担任副院长和教务长的中国佛学院的教学体系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新中国时期对北京佛教做出的贡献
　　1950年12月北平佛教界成立大雄麻袋厂，先生任经理。关于先生这一段事迹，传印长老回忆说：“其时，云居山真如寺有云水禅和来自京中者，谈及周居士为响应新中国政府号召，努力倡导由旧社会递传下来的北京市僧众尽快地适应新的现实社会，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办起了“大雄麻袋厂”。为办此厂，安顿僧众，周居士想尽了办法，拿出他个人的资金。据曾在该厂劳动过的禅和们说，周居士为维护此厂，甚至变卖了自己一部分房产和汽车。为了安僧保厂，达到了“痴迷”的状态。因此，被一些人送与他一个绰号，叫‘周迷糊’？！”[释传印：《为法为人赤心片片》，《佛教文化》，1996年，第4期，第8页。]
　　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选举圆瑛法师为会长，选举喜饶嘉措、赵朴初等为副会长，周叔迦任副秘书长。1955年斯里兰卡发起编纂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国佛教协会负责编写和翻译有关中国佛教的内容。周叔迦拟定条目，审阅稿件。同年，先生组织全国石窟调查工作。1956年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成立，先生任副会长。同年成为印度摩诃菩提会终身会员。1957年先生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长。1958年北京西山灵光寺修建佛牙舍利塔，先生邀各方专家研讨设计，历经六载，始告竣工，建成后的佛牙舍利塔成为享誉中外的佛教圣地。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法源寺成立，周叔迦任副院长兼教务长。时隔数年，先生得以重登讲坛，为学僧讲授《八宗概要》《中国佛学史》等主要课程。初创时期的佛学院，各科讲义多由任课老师选定或自行编写。传印长老回忆说：“他（周叔迦）的佛学讲义，率皆为其多年以来修学研究的结晶，颇多独到孤诣之义趣，不唯资料的编纂而已。例如，其《八宗概要》讲义，迄今鲜闻有能担当讲授之者。”[释传印：《为法为人赤心片片》，《佛教文化》1996年，第4期，第9页。]1956年至1966年周叔迦担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期间，他所秉持的建设“完备的佛教大学”的办校理念和教学思想，对佛学院的教育观念和课程设置影响甚深。周叔迦前后两次办理佛学院，近二十年时间，为振兴佛教教育，培养佛教人才，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功莫大焉！
　　1950年周叔迦发表《房山石刻大藏经记略》，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按时间顺序，考察房山石经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脉络。此文被誉为房山石经研究的开山之作。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人员对北京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挖掘整理，4月21日周叔迦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到石经山主持开洞。经版经过挖掘、清理、编号、拓印（每片七份）等程序，再放回原洞，以石门封固。山上山下全部拓印整理工作于1960年完成，共计15000余石，拓片30000余张。这些珍贵的拓片现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中国佛教协会整理编辑的《房山石经》（全三十册），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为研究我国历史文化、佛教史和佛教典籍，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材料，具有极高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1970年先生因病逝世，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民日报》刊文：“新华社十四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尼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迦患心脏病、肾脏病于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七时三十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一岁。”1999年先生遗骨移葬山西省交城县玄中寺，金刚塔名：“周叔迦先生灰身塔”。传印长老赞曰：“为法为人赤心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