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应始终恪守技进乎道、惟德是尊的治艺前提，无论是郑思肖之“君子画”说、钱舜举之“士气”说，赵子昂之“古意”说、吴仲圭之“适兴”说、倪云林之“逸气”说、汤垕之“写意”说，及郝经之“内游”说，诸上艺术主张，皆建立在民族传统文化之价值根基之上，即不曾背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此根本前提！也惟其如此，中国画在抒情言志之过程中，方可尽示情蕴意境与旨趣境界。
　　大道至简，法于自然。中国文化崇尚生命气象、平淡自然、大朴无华之境界，参悟“天人合一”之禅机，写心目界之所有，以写意传神，取韵有味，畅神达意为终始目标。自然朴实最可贵。大凡有违此道者，多为造作刻意，皆属下品。
　　雅俗本一体，斯心分别之。“雅”“俗”分别，映示作者与观者之心息格调，品格涵养不言自见。
　　夫观古今书画名迹，凡大方之家笔墨都有其共性。笔法纵横牵掣，钩环盘纡，腾跃顿挫而适意，偃仰离合而得势，任情恣性，率情运用，提按转折，皆随机而发，随情而出，外得造化之天工，内取灵台之方寸。墨法清而不浊，淡而润滋，浓焦不躁，响亮光鲜。
　　书画为学当厚积广博，亦需画外用功，多亲风雅。韩愈有云“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胸中若无诗书涵养，文心萌发，既粗且浅，失隽士之幽深；复腐而庸，鲜高人之逸韵。夫自古重士夫之作者，以其能陶淑于诗书卷轴之中，故识趣兴会，自然超超元表，不落凡境。
　　中国书画之“笔墨”一词，广为深意，兼本末，包内外。不仅关乎性情，涉及技能技巧，是作者内心气息之外现，修养品格、格调境界皆蕴含其中。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释，何来冲穆之神。笔墨之道，关乎性情，刘熙载《艺概》中云：“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情性为本”。性情关乎境界，境界有高低，惟有修持精进，方显人生本色。
　　绘事首重“气韵”。气韵筑基于笔，建勋于墨，以笔取气，以墨取韵。清人布颜图有言，山水不出笔墨情景。情景者境界，境能夺人，而笔能夺境。画无境界，不可以畅观者之怀；笔墨庸弱，则不足供高雅之鉴赏，笔境兼夺，方为上乘。
　　图写山川，入乎其内，生气盈然；出乎其外，才情高致，布局要迁想妙得，取舍合于理法，取一而舍千万，明一而见千万，心为统帅，情景交融，正可谓“心随物以婉转，物与心而徘徊”。
　　笔墨审美乃自立标准，自古相承，千古不易。它是独立的美的样式，含有独特的意义，它立民族之异，也将标时代之新。“风格”、“个性”、“创新”等词，执着刻意，便为造作，追求皆是虚妄。天赋秉性，各个不同，自然流露方为真实，譬如众人同书兰亭，试以纸覆描摹，纵使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可谓千人千面，无有相同。
　　书画有法，行止有定，修习要有次第，以师古临摹为先，承继古道方期得进！师法古人，泥古非也，拟古亦非也；无古人之气息，非也，尽古人之面貌亦非也。以浩浩感慨之致，舒卷其间，是古是我，即古即我，我之为我，乃为所得！
　　“迁想妙得”是中华美学命题之一，顾恺之率先提出。众所周知，“传神”是中国画美学之核心，描写对象要以形写神，何以写神？惟“迁想妙得”。此说之要义在于强调画家与自然万物间之主客联系。落墨之前，首要观察研究，细心揣摩，体会万物之精神状态和思想特征，此所谓“迁想”，了解掌握对象之气质特征后，经过分析提炼，获得艺术构思即为“妙得”。“迁想妙得”是形象思维之经验，是画家主观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呈现，具有朴素之唯物思想，也存在朴素的辩证观点，“迁想妙得”之美学思想继而发展，刘勰之“神与物游”说，司空图之“思与境偕”说，唐代张璪之“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美学精神上皆是一脉相承。
　　绘画之精义，在于以小观大，以约见博，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有云“静骛八极，心游万仞”，学者当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要有高度之意识和创造自由。譬如山水画，或收千里于咫尺，或图一隅为巨幛，画幅虽小却境界广大，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之遥，或写暮霭，或状风雨，或咏春朝之明媚，或吟秋山之萧瑟，何有峰峦气势？何有云烟出没？余思之，当缘于画家之笔精墨妙，心灵胸襟。心胸既广，境界弥高，笔墨精良，性情而发，腕底情景一合，自得妙境。
　　夫画山水，应亲近自然，游历山川，感悟造化之神奇，写生摹记，极长学问，便脱套路习气。古人云“墨沈留川影，笔花传石神”，此之谓也。造化神奇，缭绕胸际，阴晴昼晦，随时而异，留心以察，了然于心，纳之于腕底，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能不有佳作耶？
　　（作者：范银山）